运动场上无形的障碍赛:性别

12017年的世大运在台北顺利登场,各个领域的运动高手也准备好踏上属于他/她们
的舞台。我个人绝对不会错过的项目是游泳、网球以及举重。在查询比赛时程时,打开重大赛事的网页,多半可见到「男子组」与「女子组」,某些项目会进一步依据选手的体重分为蝇量级、羽量级、轻量级、中量级、重量级等;或是依据年龄、身心健全与否(以奥运为例称为特殊奥运“Special Olympics”)和职业与业余分类。

但等等,这套习以为常的分类系统似乎让一群人被遗忘了。

长年被遗忘的运动选手

全球绝大多数运动赛事向来以国际奥委会(IOC,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的规定为准,当这个庞大又资深的组织正因为女性运动员快速成长(注1)而获得肯定时,IOC同时面对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无法归属在男性与女性两种族群的选手:跨性别者(transgender,即其认同或表现出来的性别有别于天生性别相关之社会准则,并期待透过医疗手段改变的人)以及双性人(intersex,又称间性人或第三性即染色体、性腺及/或生殖器等性征变异,以致不能明确鉴定为男性或女性的人)。

1992年冬季奥运会起,国际奥委会统一采用聚合酶链锁反应(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测试位于Y染色体上的「性别决定基因区」(SRY, Sex-determining Region on the Y Chromosome),但却引发强烈争议。原因出在:

1. 检测出SRY不等于生物性别;而有男性性别决定基因者,也未必代表拥有男性的性征或体能。

2. 准确度的疑虑:有些人体内可能拥有多种染色体,例如部分细胞为XY、部分细胞为XX。

3. 歧视:当初基于「公平原则」,只有女性运动员必须接受测试。而假设某运动员没有通过测试,测试结果还会公诸于世。

因此到了1999年,国际奥委会决定不再进行性别鉴定。

历史回顾:运动场下的性别裁判

然而不再进行性别鉴定,问题并不会凭空消失;反而导致更多参与女子组竞赛,但外表「阳刚」的选手遭到媒体严峻的检视,甚至得承受服用禁药等不合理的指控。首先,回顾一下1992年依据的检测标准以外,奥委会曾经尝试过哪些性别鉴定方法。

1999年之前,最早期、当然难免也是最粗糙的方式是让选手们在医师面前「集体全裸列队」,医师以肉眼观看到的外生殖器官判定性别。顶多辅以抽血检验,确认其性染色体。

到了1968年,随着穆雷‧巴尔(Murray Barr)医师的发现,奥委会决定采取新的性别鉴定方式:刮取选手的口腔黏膜细胞,染色后检验「性染色体」上的「巴尔氏体」(Barr body,又称性染色质)是否存在。巴尔氏体检测法的原理是:男性的性染色体为XY、女性的性染色体为XX,这项检测法将多于一条的X染色体去活化,使细胞只能表现一条X染色体,如此一来,只要发现细胞中有一个巴尔氏体,就代表受试者为女性;没有任何巴尔氏体的人即为男性。当时的奥委会成员一致认同此鉴定法「简单、客观又精准」。[1]

图片来源:yigoonet

可惜不久之后,「性别裁判」又遭到科学的挑战。采用巴尔氏体检验的前一年,波兰选手埃瓦‧克洛布克瓦斯嘉(Ewa Klobukowska)虽然已经通过「集体全裸排队」检验,却在抽血检查中被验出体内同时具有XX和XXY两种混合的性染色体,国际田径总会(IAA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因而取消她的奖牌,这位选手从此黯然退出国际赛事。而讽刺的是, 假如她那时能坚持到1968年,接受巴尔氏体检验,便可轻松通过性别鉴定。

另外,巴尔氏体检验还存在其他盲点,例如患有雄性激素不敏感症候群(AIS,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的女性选手,会因为体内含有XY性染色体而无法通过鉴定;而对于罹患克林菲特氏症(Klinefelter's syndrome)的男性选手,体内的XXY性染色体则会使他被判定为女性。[2]

2003年,国际奥委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企图为此重大争议寻求解决方案。这场会议订定了所谓的「斯德哥尔摩性别分类共识」(Stockholm Consensus on Sex Reassignment in Sports):允许双性/跨性别者参加奥运赛事。

乍看之下似乎是善意的改革方向,但从现今的性/别常识来看,斯德哥尔摩共识不但限制重重,还明显带有歧视色彩。斯德哥尔摩共识中的主要规范为:双性/跨性别参赛者「应当」在参赛的两年之内接受性激素替代治疗,使其新性别获取法律认可,并且需要接受「强制性」生殖器整外手术。[3]「应当」和「强制性」这两个用语,让运动选手不得不为了「参赛」被迫选边站;在成为一位运动员之前,必须先成为一位符合斯德哥尔摩共识所定义的「女性」或「男性」。

2008年,一位南非女子田径新秀卡丝特‧塞门亚(Caster Semenya)窜起,再度将体坛的性别争议带到高峰。她初次参加世界青少年田径赛便以2分4.23秒的成绩取得冠军,隔年又在世界田径锦标赛打破自己的纪录,以1分55.45秒的成绩赢得了「全世界跑得最快的女子选手」这个名符其实的头衔。

但出乎塞门亚意料的是,接踵而来的质疑声浪,远远盖过了掌声。

起初,由于她天生低沉的嗓音、粗壮的肌肉,讨论她是否服用禁药的舆论四起。接下来,国际田径总会和奥委会立即要求她接受性别检测[4],并发现塞门亚体内的睪固酮含量偏高。最终的检测结果认定塞门亚体内没有子宫与卵巢,而是有睪丸的双性人。[5]

卡丝特‧塞门亚于伦敦奥运为南非取得800公尺女子田径赛银牌(来源:奥运官网)

塞门亚的抉择

依据2003年的「斯德哥尔摩共识」,她必须接受外科手术治疗以及两年以上的荷尔蒙治疗,才能重返她热爱的田径场上。但包含田径比赛在内的许多运动项目,选手的黄金巅峰期有限,错过了就几乎等于放弃职业一途。因此,在收到奥委会禁赛通知之后,她一边思索要成为女性或是男性、一边与教练枯等奥委会进一步的决定。

三年多前起逐渐成形的规范化为塞门亚的及时雨——2005年,国际奥委会通过更新版本的双性人/跨性别人士参赛相关指引[6]。原本,双性人/跨性别人士必须要接受生殖器整外手术,加上接受两年以上的荷尔蒙疗程,再通过性别检测才能参赛。根据2005年的修正版本,生殖器整外手术已明文改为「非强制性」,而且双性人/跨性别人士能够无条件参加男子组赛事。而如果双性人/跨性别人士希望报名女子组赛事,必须将血清中的睪固酮含量于比赛一年前测试时,控制在10nmol/L以下,以符合参赛资格。

几经考量过后,赛门亚同意接受荷尔蒙治疗,她服用了睪固酮阻断剂。尽管许多媒体在日后每一场比赛中依旧反覆提起她的「非传统性别」竞争优势,并拿来大做文章,但赛门亚毕竟顺利回到她所热爱的田径场上。

我知道自己是谁

相对幸运如赛门亚,于一连串的折磨后接受访问,她向记者坦承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最私人和最隐秘的部分受到毫无根据的、侵略性的审查。这不仅侵犯了我作为一个运动员的权利,更侵犯了我最基本的人权,包括我的隐私和尊严。」但至少,如她所言,这些性别鉴定的插曲已是过去式了,身为一名专业运动选手,她未来将持续专注于自己的速度和体能训练。

至于前文提到因染色体异常而被禁赛、甚至被取消1964年东京奥运会赢得的女子100公尺短跑接力金牌,与其他两项铜牌的波兰选手克洛布克瓦斯嘉,在引退前曾说:「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的感受。这对我来说是既下流又愚蠢的指控。」

I know what I am and how I feel. It's a dirty and stupid thing to do to me.

直到今年为止,科学家无法找到任何直接有力的证据,证明双性/跨性别者在运动场上拥有高于一般选手的竞争优势。[7] (注2)

然而,类似赛门亚这样的选手,每一次出赛都必须面对先天生理优势的质疑;只要她还在田径场上,便难以摆脱「背后的努力受到低估、赢得的奖牌蒙上灰尘」的宿命。

「我知道自己是谁。」

凸显出原本不该由克洛布克瓦斯嘉承受的种种指控——因为真正的荒谬,来自某些对运动选手的付出视而不见,却永远只看得到性别的观众。

取消埃瓦‧克洛布克瓦斯嘉奥运奖牌的新闻报导(来源:smithsonian)

参考文献:
1. Barr ML, Bertram EG. A morph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neurones of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nucleolar satellite during accelerated nucleoprotein synthesis. Nature. 1949 Apr 30;163(4148):676.
2. Ruth I. Wood and Steven J. Stanton.Testosterone and Sport: Current Perspectives. Hormones and Behavior. 2012 Jan;61(1): 147–155.
3. Genel, Myron MD. Transgender Athletes: How Can They Be Accommodated? Current Sports Medicine Reports: 2017 Jan/Feb;16(1): 12–13.
4. Vanessa Heggie. Testing sex and gender in sports; reinventing, reimagining and reconstructing histories. Endeavour. 2010 Dec;34(4): 157–163.
5. Schultz J. Caster Semenya and the “question of too”: sex testing in elite women's sport and the issue of advantage. Quest. 2011;63(2):228–243.
6. IOC Consensus Meeting on Sex Reassignment and Hyperandrogenism November 2015
7. Bethany Alice Jones, Jon Arcelus, Walter Pierre Bouman, and Emma Haycraft. Sport and Transgender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lating to Sport Participation and Competitive Sport Policies. Sports Med. 2017;47(4): 701–716 .
注1:1928年夏季奥运的女性运动员仅占了9.6%,到了2010年伦敦奥运女性运动员提升至44.2%
注2:参考文献[7]「有效」科学论文的条件筛选准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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