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的临终遗言:面对死亡,他们最常说的话是……



1982年12月7日至2016年2月16日,美国得克萨斯州总共处决了534名死囚,其中417名留下了临终遗言。德国约翰内斯·古登堡大学的心理学家莎拉·希尔施米勒(Sarah Hirschmüller)和鲍里斯·埃格洛夫(Boris Egloff)利用一段叫“语言查询和字数统计”的程序,分析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结果刊登在《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杂志上。


他们的最大发现,是这些遗言中包含了大量表达积极情绪的词语(9.64%),从统计上来说,大大超过了表达消极情绪的词语(2.65%)。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两位心理学家拿出了内容十分广泛的文本做对比,其中包括科学论文、小说、博客和日记(共包含了23173个人写出的1.68亿个词语)。文本中,表达积极情绪的词语平均占到2.74%,显著低于那些死囚遗言中的比例。研究者还做了一个试验,分出一组学生,假设他们即将死亡,并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感想,与此同时也研究那些企图自杀的人留下的遗书。结果发现,与两者相比,死囚的遗书透露出更加积极的情绪。这个结果到底说明了什么?


希尔施米勒和埃格洛夫认为,他们的数据佐证了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这个理论认为人一旦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就会在潜意识中产生恐惧,为了应对这种恐惧,会“多用积极情绪单词,使自己在想到死亡时,内心能获得安慰和防护。”如果真的如此,又怎么解释死刑犯和自杀者的遗书之间的不同?那些准备了结自己性命的人,照理也会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感到恐惧才对吧? 


两者的不同在于情境。我曾通过电邮向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弗兰克·苏洛威(Frank J. Sulloway)请教恐惧管理理论,他回复说:“在研究人类行为的时候,只要情境稍微变化,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成果。对于这类理论,真正棘手的地方不在于如何反演统计上的结论,而在于如何确认统计上的结论。这个问题以前曾在精神分析上出现过。精神分析有过一批狂热信徒,德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等人后来写书批评这些人,说他们在验证精神分析理论的时候,完全忽略了一件事,就是除了他们的理论之外,同样的证据也可以证明别的理论。”


对于囚犯的遗书,除了恐惧管理理论之外,还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情绪优先理论”(emotional priority theory)。当死亡来临,人的内心会专注于生命中更重要的情绪,其中最重要的两样就是爱和宽恕。爱是人类天性的一个基本情绪特征,它十分强烈,以至于在神经化学中,能找到催产素和多巴胺这样的对应物。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在《爱的分解》修订版中说,爱是一种强烈到使人迷醉的情绪,就像巧克力和可卡因。


于是,我利用情绪优先理论对这417名死囚的遗书做了一番内容分析。我发现,其中有44%的犯人对自己的罪行致歉,或是在刑场请求受害者家人宽恕。更有70%的遗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意。下面就是几个例子: 


  • 我的家人、我的妈妈:我爱你们。

  • 我感谢每一位的爱与支持。大家都要坚强,谢谢你们向我诠释了爱、并教会我如何去爱。

  • 我要对我的儿子们说我爱他们,我一直爱着他们。

  • 我要向我的家人和亲属表示我的爱,因为你们给了我这么多爱与支持。

  • 就像江河终会流回海洋,爱也终会回到自身。


这些人不仅不恐惧即将来临的死亡,还有4成囚犯表达了对死后世界的向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要回家了”、“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了”、“我会在那儿等着你们”。恐惧管理论者反驳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恐惧已经深入潜意识,而积极情绪和死后世界的信仰只是表象。我倒是认为,承认一个人在死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信仰,并且将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按轻重列出优先,这样的假设才是比较稳妥的。你说呢?


撰文: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

翻译: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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