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卡尔·波普

作者:马丁·加德纳    编译:太蔟

“卡尔·波普爵士,撒了个弥天大谎,当他向世界吹牛,他单枪匹马,把鲁道夫·卡尔纳普推下了维也纳学圈的王座。”——打油诗,Armand T. Ringer

去世于1994年的卡尔·波普爵士,生前被认为是继罗素之后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的确,他是位享誉世界的哲学家。今天,他在科学哲学家中的跟随者日渐稀少,因为他们相信波普身上巨大的光环极大程度上是吹出来的。我站在他们这边。我相信波普的声誉基本是建立在他把一些常识用新奇的语言重新表述出来的持久但误入歧途的努力——这种新奇现在变得越来越过时。让我们考虑一下波普最著名的主张:科学不是通过“归纳”前进(即通过发现证实一个猜想的案例),而是通过对大胆、高风险猜想的证伪前进。他辩道,证实太慢而且从来就不确定。与此成鲜明对比的,证伪则干脆利落。再者,(他认为)证伪才是科学方法的核心。

 

关于证伪的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关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这个论断。每次发现一个新的黑乌鸦,当然都是对这个论断的一个确证,但总有突然冒出来个非黑乌鸦的那个可能性。一旦非黑乌鸦露了头,这个论断马上就失效。波普强调,一个猜想通过证伪测试的次数越多,它的“确证”(corroboration)就越大,尽管这个“确证”是不确定的,而且无法用概率量度。波普的批评者坚持认为,这个所谓的“确证”实际上就是归纳的一种形式,波普所做的,不过是把从前门赶走的“归纳”换了个名字,从后门又放了进来。休谟有个著名问题“归纳怎样才能立住脚?”波普回答,不可能,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归纳”!

对波普这个惊世骇俗的主张,有许多反对的声音。一个声音是,在科学中,寻找证实的次数远多于寻求证伪的次数。天文学家寻找火星上有水的迹象。他们不会认为他们是在努力证伪“火星上从来无水”这个猜想。

证伪完全可以象证实一样模糊和困难。爱因斯坦的第一个宇宙模型包含了一个与亚里士多德模型一样静态不变的宇宙。不幸的是,太阳的重力会使这个宇宙不稳定——它会坍缩。为了避免这一点,爱因斯坦凭空提出了个大胆的猜想——在原子形成前,宇宙有一股神秘的无法探测到的被他称为“宇宙常数”的斥力。当人们发现宇宙在膨胀后,爱因斯坦认为他的猜想被证伪了。他称这事为“我一生最大的失误。”今天,他的这个猜想杀了个回马枪,被用来作为解释宇宙为什么比它应该膨胀得更快的理论之一。天文学家并没试图去证伪它,而是在试图证实它。

错误的观察可能带来证伪。一个声称自己看见一只白色乌鸦的人可能搞错了,甚至在撒谎。只要持续观察到黑色乌鸦,结果有两种解释,或是对“所有乌鸦都是黑的”猜想的进一步确证,或是对“有些乌鸦不是黑的”猜想的进一步否证。波普认识到——但却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对一个猜想的每次证伪,同时又是对这个猜想的反命题的证实;对一个猜想的每次证实同时又是对反命题的证伪。

想想眼下的一个假说:有一个叫希格斯场的量子场,里面有量子化的粒子。如果某天一个高能对撞机里发现了希格斯粒子,这将证实希格斯场存在的猜想。与此同时,这结果将证伪一些一流物理学家(比如牛津的罗杰·彭罗斯)认为没有希格斯场的假说。

对科学家及波普粉丝之外的哲学家而言,科学主要靠归纳(即证实)前进,否证(证伪)也用,但比起前者次数要稀少。科学的语言几乎一直是归纳的语言。如果波普赌某匹马会赢,而该马真地胜出,你可能不会听到他高喊:“太棒了!我的马没输!”

天文学家们发现绕遥远的恒星转的行星一个比一个小。这肯定是太空中可能有地球大小的行星的归纳性证据。我们为什么非得绕着圈子说,随着越来越小的新行星的发现,“在太阳系外无小行星”的猜想在被逐渐证伪?何必用右手挠左耳呢?天文学家在寻找小行星。就像物理学家没在试图证伪希格斯场不存在的猜想一样,他们也不是在试图证伪什么理论。科学家们很少花时间证伪。他们是归纳派,在寻找正面的确证。

当下物理学界最不着边际的猜想就是超弦理论。这理论猜测,所有基本粒子都是具有强抗张力的极小环的不同振动模式。没人观测到过超弦,但这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比如,引力就可以是一个超弦的最简单的振动模式。象预测一样,解释也是归纳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相对论,除了做出一堆成功的预测外,它还解释了以前令人费解的数据。量子力学也是如此。在这两个领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研究者用的就是经典的归纳法。没几个物理学者会说他们在寻找证伪超弦理论的方法。与此相反,他们在寻找确证。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科学哲学家Ernest Nagel在《重温目的论,科学史及哲学的其它文章》(1979)中总结道:“[波普的]对证伪之角色的想法……是一种对科学过程的近乎卡通化的过度简化。”

对波普而言,被他的主要对手卡尔纳普称为“确认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一个猜想和所有相关证据的一种逻辑关系——的东西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波普用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确证”(corroboration)的概念——一个理论过了越多的试图证伪它的检验,它的“确证”就越增加。这就像有人说,演绎法不存在,但一些命题当然可以逻辑地导致其它命题。让我们对演绎发明个新词吧,比如说“有根据的引申”(justified inference)。实际上,波普与卡尔纳普及其他归纳主义者并无本质区别,他不过是把他们的观点用奇怪啰嗦的术语重新表述出来而已。

说句波普的好话。就像罗素及几乎所有哲学家、科学家和平头百姓一样,波普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现实”在这里指的是,他相信,尽管有着复杂精致和美丽的数学结构,宇宙是“外在”的、独立于我们微不足道的思维;无论如何,科学法则与随时间地点变化的交通规则和时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今日社会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法国或美国文学教授)的疯痴观点,波普会和罗素一样惊骇不已。

对哲学史不熟的学者们经常把一件功劳归到波普身上,那功劳就是首先指出,不象数学和逻辑,科学永远不会绝对确定。科学总是可以修正的,也是一直被修正的。这就是被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称为科学“可误论”(fallibilism)的观点。这观点实际上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怀疑论者,而且被后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不言而喻地继承着。

在《量子理论和物理学的分裂》(1982)一文中,波普用了大篇幅为他的概率“倾向理论”(propensity theory)辩护。按波普的倾向论,一个毫无瑕疵的骰子被掷后,对六面的每一面有着同样概率的倾向;被测量的基本粒子,有特定概率的倾向获得诸如位置、动量、自旋之类的性质。这里,波普又玩起了文字游戏,用一个新词把常规词汇就能描述得更好的东西又命名了一遍。

依我看来,波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是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两集的《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1945)。这本书的主题——开放的民主社会远远优于封闭的集权社会(此处删去数字)——并不新鲜,但波普用强有力的说理和渊博的学识辩护了它。在后期的著作里,波普向被他称为“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ism,即相信有可以预言人类未来的历史发展法则)的思想发起了进攻。波普辩论道:未来不可预测,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像詹姆斯一样,波普是个非决定论者,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系列不可预知的事件。在后期,他喜欢将他所谓的三个“世界”区分开来——外部的物理宇宙、内部的思维世界以及文化世界。像卡尔纳普及其他维也纳学圈的成员一样,他对上帝或来世不感兴趣。

波普于1902年生于维也纳,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育。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位富有的律师,母亲是位钢琴家。在伦敦经济学院,他做了20年的教授,讲授逻辑和科学方法。1965年,他被英国王室授予骑士荣誉。

我确定,作为一个很自我膨胀的人,波普被对卡尔纳普的强烈嫉妒所驱动。似乎每次卡尔纳普表达一个意见,波普肯定会跳出来唱反调,尽管这反调实际不过是卡尔纳普的意思、波普的词汇。卡尔纳普有次说过,他和波普之间的距离不是对称的。从卡尔纳普到波普,这距离很小,但反过来,这距离就变得很大。波普相信,他单枪匹马,就让由卡尔纳普领导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咽了气。

我没读过波普的唯一传记《卡尔·波普:成长的岁月(1902-1945)》(Malachi Haim Hacohen著,2000)。从书评看,这是本不错的书。英国哲学家David Papineau为《纽约时报图书评论》(2000年11月12日)写了这本书的书评。下面是他对波普个性和著作的严厉评论:

“用传记作者Hacohen自己的文字说,波普是头野兽,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经常指责别人剽窃他的著作或思想,但极少向自己的思想债主致谢。他期望他人为他做出各种牺牲,但自己却从不回报。用Hacohen的话讲,‘一直到死,他都是个被惯坏的孩子,当世界不围着自己转时,他就会使小性子、发脾气。’Hacohen为波普开脱的理由是这不过是天才的特权。那些并没把波普看那么高的人会对此持不同观点。”

“当波普写作《科学发现的逻辑》时,他刚刚三十出头。尽管主题有些缺陷,书中还是充满灵光的,当时波普或许是与维也纳学圈有点关系的杰出年轻哲学家中最出色的。但从那时起,别人在不停地学习,进步,并最终在哲学传统中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而波普却特立独行。他拒绝修正他的证伪主义,并因此为一个坏思想付出了终生劳役的代价。”

波普想把归纳法从科学及哲学探索中去除的巨大不懈努力最终失败了。除了人数很少但嗓门挺大的英国波普传人的质疑和反对外,归纳法还是深深地嵌在科学哲学家乃至市井平民交流和思考的方式中。

确证案例是我们如下信念的基础:明天太阳仍会升起;扔出的物体会下落;水会结冻或沸腾……以及无数其它的事件。没有比波普的这场哲学战争更失败的哲学论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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